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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漢學研究(三)

美國的儒學研究

  21世紀的今天,亞洲研究中心、研究院 / 系和學位課程,在美國主要學術機構普遍設立。據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AAS)網站顯示,目前在美國大學有115個亞洲研究中心 / 系 / 課程、65個東亞研究中心 / 系 / 課程、16個中國研究中心 / 系 / 課程、42所東亞語言與文化 / 文明 / 文學系課程。

  在這些研究中心和教學課程中,中國儒學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歷史上,二戰后的1951年至1960年期間,美國亞洲學會(AAS)召開的五屆研討會,其重點自然是“當代研究”,但也有很多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研究。形成五部有代表性的儒學研究著作:芮沃壽主編的《中國思想研究》(1953),費正清主編的《中國思想與機構》(1957);倪德衛、芮沃壽主編《行動中的儒家》(1959),芮沃壽主編《儒家勸說》(1960),芮沃壽、崔瑞德主編《儒家的偉大人格》(1962)。

  芮沃壽(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是20世紀50年代頗有建樹的知名的中國思想史尤其是佛教研究的學者,曾在1941—1942年和1945—1948年以哈佛燕京學社研究生資格兩度來北京進修。1947年獲哈佛大學博士。

  在牛津大學,芮沃壽在修中誠(E. R. Hughes)的指導下,開始豐富自己有關中國歷史與宗教的知識。除了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越來越深入,芮沃壽在斯坦福大學就開始的對美學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他還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大學生文學學會的會員,這類學會是那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校園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1937年,芮沃壽返回美國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1年3月,芮沃壽動身去北京直到戰爭結束,后來發表于《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45—1947)第9期長達五十七頁的論文《1941—1945年北平的漢學研究》就是這個時段的漢學研究成果。芮沃壽回國后在在斯坦福大學執教,是他中國思想史研究高產的時期,連續發表了很多論文。并最終匯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佛教》這部專著。1976年夏,芮沃壽正在開始籌劃出版自己的論文集時突然辭世,沒能親自整理自己的論文集,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芮沃壽關于中國思想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儒教和中國文化》(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 : Atheneum, 1964)《中國佛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ed.Robert M. Some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1941—1947年北平的漢學研究》(《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45—1947)第9期)。

  倪德衛(David S. Nivison,1923—),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對中國古代思想史、西周系年都有深入研究,擅長做文獻學精細分析以及哲學的細密思考。

  倪德衛在哈佛大學獲得中文博士學位。他最早的中文老師是楊聯升和洪業。在斯坦福大學,他最初擔任中文教授,后來同時受聘于三個系:哲學系、宗教研究系和東亞語言系。他在哲學領域的主要貢獻是將分析哲學應用于中國思想的研究。在漢學領域,他的最大貢獻之一,是在考古天文學的基礎上推算出周朝建立的時間。傳統的系年是公元前1122年,而倪德衛認為是1040年。他曾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嚴厲批評中國學術界所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稱”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引起軒然大波。

  倪德衛的代表作有《章學誠的生平及其思想》(1966年)、《西周諸王年代研究》、《儒家之道:中國哲學探討》(1996)等。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是丹尼斯·克利斯平·崔瑞德的簡稱,文名杜希德,1925年9月23日生于倫敦,最初研究地質和地理學,《劍橋中國史》主編,發起人,2006年逝世。

  二戰期間,他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學了六個月日語,從此開始了對東亞研究的興趣。戰后,他入劍橋大學,主修漢學,并于1955年獲博士學位。期間,他還到日本做研究,曾師從東京大學著名的中國法制史學者仁井田升(Niida Noboru) 1954年到1956年,崔瑞德任教于倫敦大學。此后,他回到劍橋,任講師四年。1960年又回倫敦大學,擔任遠東語言與文學系的主任。他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八年。1967年,他當選為大英學院院士。1968年到1980年,他重回劍橋任漢學教授。1980年,崔瑞德赴美,任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Gordon Wu)漢學教授”之職14年,直至1994年榮退。崔瑞德曾與西門華德(Walter Simon)、白樂日(Etienne Balazs)及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等歐洲知名漢學家一道工作。又與美國漢學家芮沃壽和芮瑪麗夫婦(Arthurand Mary Wright)、楊聯升(Yang Lien—sheng),以及牟復禮(Frederick Mote)等學者結下友誼。崔瑞德是二戰以來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也是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這一領域的著述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填補了西方漢學研究的一大空白。崔瑞德并多年擔任《亞洲專刊》(Asia Major)的主編。《泰晤士報》對他的評價是:二戰結束前的漢學研究,除法國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德國的福蘭閣(Otto Franke)之外,很少有學者對中國漫長帝制時代的政治運作產生興趣。崔瑞德是這方面的先驅。他從唐代的官僚體制入手,以能為今人充分理解的方式,再現了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對唐朝的行政機構、政策法規、經濟調控,以及地區差異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考察,并細化到稅收征集、貨幣制度、印刷術、佛教對社會生活影響、以至音樂表演以及中國與中亞及日本的關系等全方位研究。

  崔瑞德的弟子、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助理教授Yang Lu評價是:崔瑞德教授是定義了過去50年西方的中國歷史研究的權威之士,(他是)中古時期中國史領域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他的研究涉及了公元500到1000年間中國歷史的許多關鍵問題。他的大部分著作依然是有關那一時期的標準讀本。他作品的影響廣及多個領域,特別是中國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他在這些領域內的觀點和方法激勵并驅使著幾代歷史學家謀求創新。

  崔瑞德漢學代表作有:《唐代財政管理》(1963);《中國知識精英的誕生:唐代中國的官僚和科舉制度》(1976);《中古時代中國的印刷與出版》,(1983);《唐代官修史學》(1992);《泰晤士中國地圖集》(1974)。《劍橋中國史》主編。

  本杰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美國當代著名中國思想史、人類文明比較研究專家,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其成就奠定了他在美國乃至世界中國學界大師級人物的地位,成為哈佛大學中國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代表作《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1964)被譽為”跨文化思想史的開山之作”,其思想和理論已深深影響了美國和世界的中國學界。《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1985)則是他一生中國學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頂點,他力圖說明中國古代思想與當代跨學科問題的關聯、中國文化內部的多樣性和張力。

  當代美國的儒學研究,呈現兩個明顯傾向:

  一、配合美國漢學主流現代中國研究,強調儒學思想的現代意義。

  在所謂“當代中國”時代,很多美國學者注重儒家傳統與現代狀態和現代化的之間的關系。如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前任院長南樂山(RobertC.Neville)和他的同事白詩朗(JohnH.Berthrong)與哈佛大學杜維明等共同組成的學術沙龍,就是探求儒學資源可供西方社會運用諸問題。其起點為儒家傳統普遍性之信仰。南樂山在他的專著《波士頓儒家:在后現代世界中可移植的傳統》一書中,將英語世界中研究中國哲學、尤其儒家傳統的學者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解釋型學者,即致力為翻譯和解釋經典文本,其代表人物有陳榮捷(Wing—tsit Chan)、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de Bary)。第三類是「規范型」學者。他們以儒家或道家學術為其主要資源,針對當代哲學中的問題進行創造性的探索,并建立了一套自身的話語。他們之中以杜維明、安樂哲(RogerT.Ames)、大衛·豪爾(David Hall)、成中英、吳匡明(wu kuang ming)等為代表;第二類是在中學與西學之間「架橋型」的學者。這類學者介于上述第一類和第三類之間。他們的主要特點是對中、西方哲學思想或觀念進行比較研究,尤其對中國哲學中的一些思想比較欣賞。認為它們對西方哲學或當代哲學研究頗有裨益。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他主要舉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倪德衛(David S.Nivison)、柯雄文(Antonio Cua)、艾文賀(Philip J.Ivanhoe)、李耶理(Lee H.Yearley)為代表。南樂山在他的論著中也強調述這三類之間的劃分不是絕對的。例如,被南樂山劃為第一類的陳榮捷,往年的主要成就卻在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研究上,我將放在下面的第二部分再介紹。第一類漢學家中還有位狄百瑞(1919年8月9日—2017年7月14日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中國思想史專家。主要著作有:《高貴與文明》(2004),《亞洲價值與人權》(1998),《為己之學》(1991),《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1988),《中國的自由傳統》(1983),編寫了影響廣泛的《中國傳統資料選編》。2016年6月20日,美國中國思想史泰斗狄百瑞(Willi m Theodore de Bary)憑借在儒學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貢獻”,獲得第二屆唐獎”漢學獎”。

  美國漢學家中致力于翻譯和詮釋儒家經典的的學者還有:

  艾文賀(Philip J.Ivanhoe)1987年獲斯坦佛大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又一直在斯坦福大學任教多年,擔任過亞洲語言、哲學及宗教研究方面的講師、助理教授及副教授。1998-2002年間在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化及哲學系任副教授,2003年至今獲John Findlay訪問教授資格來波士頓大學哲學系任教。妻子江虹是南開大學哲學系77級學生,畢業后曾在電視臺工作,后赴斯坦福大學期間與Ivanhoe相遇。艾文賀著名漢學家倪德衛弟子。“波士頓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主要從哲學的視角出發研究儒學,但他主要從哲學的視角出發研究儒學,并不自稱自己為“儒家”,這與南樂山所稱的“波士頓儒家”有所不同。著有:《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索引》(與倪德衛(Dav Shepherd Nivison)合編,舊金山:漢學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社,1979年),《儒家傳統倫理學:孟子和王陽明的思想》1990年),《儒家自我道德教育》(朗彼得出版公司1993),《<莊子>中的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和倫理學》(與杰克爾本格合編),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6;《中國語言、思想和文化:倪德衛及其評論》芝加哥開庭書局,1996;《<老子>宗教與哲學論集》與馬克合編,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9;《中國哲學經典讀本》,與萬白安合編,七橋出版社2000;《德性之鏡:孔子與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Routledge 2007),《荀子思想中的德性、人性與道德主體》(陳光連譯,江蘇·東南大學出版社2016)。譯有《老子》。

  賈德訥(Daniel K. Gardner)師從哈佛大學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始終堅持對朱熹四書學的翻譯、研究,1978ner)的博士論文就選取了《宋代的經典:朱子對〈大學〉的詮釋》這一選題進行研究。先后出版了《朱熹與〈大學〉:新儒學對儒家經典的反思》、《學以成圣:按主題編排〈朱子語類〉選》、《朱熹對〈論語〉的解讀:經典、注釋與經學傳統》、《四書:后期儒家傳統基本教義》、《儒家傳統注疏與中國思想史》(見《亞洲研究期刊》1998·2)。賈氏的研究以翻譯、注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以下簡稱《四書》)文本為基礎,體現了強烈的問題意識,提出了中國經典學的重要問題,如經典與理學、經典與注疏、經典與教化、學以成圣等。這些論題亦為當前中國學界關切所在。

  范佐仁(Steven Van Zoeren)《詩與人格:中國傳統經解與闡釋學》(1991)一書中動態地梳理了《論語》中孔子論《詩》的三個發展階段。

  Robert Eno:在《儒家天的創造》一書中他將“儒”描繪成“舞蹈大師”而不是“正直的政治家”。人們普遍認為儒家投身于自我修養和政治實踐主義之中,Eno拒絕承認這一觀點。他爭論道,傳統的解釋都是建立在文本所表達的觀念,而不是儒的實際活動之上的。Eno主張,早期的儒家是實行“政治退卻”的一群人,他們的基本關切點在于嚴格講求儀式意義上的禮。作者另有《簡介儒家經典研究》。

  韓德森(J.B.Henderson):《典籍正典與注疏:儒家與西方注疏傳統的比較》(1991),《新儒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及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模式》(1988),《想象邊界:改變儒家學院,文本及詮釋學》。

  第二類研究儒學的漢學家中的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1921年出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哲學博士。1948年起長期任教于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現為該校哲學系榮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曾任美國哲學學會主席。代表性著作有《孔子:既圣爾凡》,197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中譯本,2002年7月,譯者彭國翔、張華。

  倪德衛(David S.Nivison)介紹見前;
  艾文賀(Philip J.Ivanhoe)介紹見前。

  柯馬丁(Martin Kern)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其《新出土文獻與中國早期詩學》(2003)中探討了新出土的《孔子詩論》(Confucius’s Discussion of the Odes)。新出土的上博簡《孔子詩論》竹簡共有29片,約一千多字。柯馬丁認為這一文獻雖是斷片但意義重大。其中包含了《詩經》流傳的最早文獻證據以及對《詩經》的評價與討論。“從出土的文獻,如《孔子詩論》來討論早期詩歌的不同接受與解讀,借此可以再斟酌我們對這些早期詩作的構成、流傳、解讀和社會文化地位的基本假設”

  柯雄文(Antonio Cua,1932—2007)美國天主教大學退休教授,中國倫理學專家。著有《倫理論辯——荀子道德認識論之研究》,賴顯邦譯,臺北·黎明文化出版1990,《中國哲學百科全書》2003,《君子與禮:儒家美德倫理學與處理沖突的藝術》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李耶理(Lee H.Yearley),美國斯坦福大學宗教系Evans—Wentz講座教授。主要從事比較宗教倫理學的研究。著有《孟子與阿奎那:勇氣的理論與概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有譯本,譯者施忠連。

  第三類以儒家或道家學術為其主要資源,針對當代哲學中的問題進行創造性的探索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安樂哲(RogerT.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倫多,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他曾接受過劉殿爵先生的指導,精通文言文,現是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會長、國際儒聯副主席。安樂哲1966年就讀于加州雷德蘭斯大學,后赴香港中文大學,師從新亞書院的唐君毅先生、崇基學院的勞思光先生。他先后在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等學校分別取得中文碩士、中國哲學碩士,中文博士、中國哲學博士學位。安樂哲是美國漢學界中西比較哲學界的領軍人物,更因翻譯了《論語》《孫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經》等書而蜚聲海內外。主編《東西方哲學》、《國際中國書評》,著有《孔子哲學思微》、《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國:探求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敘述》、《主術: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國民主之希望》 。2013年,榮獲第六屆世界儒學大會頒發”孔子文化獎”;2016年,榮獲第二屆”會林文化獎”。

  成中英(Prof.Chung—Ying Cheng),1935年11月8日(農歷9月29日)誕生于南京,祖籍湖北省陽新縣。著名美籍華人學者、C管理理論創立人,被公認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三位為余英時、劉述先、杜維明)。自1983年起,執教于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現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

  早年師從一代哲學宗師方東美先生,1955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后入哈佛大學,師從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分析哲學大師W.O.蒯因。1958年獲華盛頓大學哲學與邏輯學碩士學位,1963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成氏是享譽中外的英文《中國哲學季刊》(1973)的創立者和主編、《國際中國哲學學會》(1974)、《國際易經學會》(1985)、《國際儒學聯合會》(1993)等國際性學術組織的創立者與首倡者。近十年來歷任國內與歐美著名大學哲學客座教授、講座教授,包括臺灣大學、北京大學、耶魯大學、柏林大學、牛津大學。

  學術著作包括:《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歸納法理論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西哲學精神》、《知識與價值》、《合外內之道:儒家哲學論》、《創造和諧》、《成中英自選集》、《成中英又集》、《當代中國哲學》、《本體與詮釋》、《中國文化的新定位》、《易學本體論》、《儒家哲學論》、《本題與詮釋》、《中國文化的新定位》、《中西哲學精神》、《知識與價值》、《易學本體論》、《美國哲學歸納法理論研究》、《周易策略與經營管理》等,及學術論文近百篇。

  以儒家或道家學術為其主要資源,針對當代哲學中的問題進行創造性的探索方面,“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杜維明的研究成果更為突出。

  杜維明(Tu Wei—ming)1940年生于中國昆明,祖籍廣東南海。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當代研究和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國際哲學學會名譽院士(代表中國),中華文化促進會學術咨詢委員。杜維明15歲起便研習儒家文化,曾師從唐君毅、徐復觀。1961年畢業于臺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翌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1968年獲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并曾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長,2008、2013年分別當選國際哲學會聯會(FISP)執行委員、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2014年1月榮獲”2013中華文化人物”榮譽稱號。2018年11月獲頒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

  在各個時期,杜維明的思想和著述重點有所不同。1966—1978年,著重詮釋儒家傳統,確立了對儒家精神價值作長期探索的為學方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借鑒哲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比較多地闡發了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勾畫了當代新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迄今,所關注并拓展的領域有”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啟蒙反思”、”世界倫理”等。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他講得最的是儒家思想所具備的現代意義,和儒學發展的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因此,用”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來形容杜維明的努力,無疑是最貼切不過的。他認為:儒學的第一期發展是從先秦到漢。漢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傳播,儒學的發展相對處于低潮;從宋代開始,儒學對佛教思想的挑戰,有了一個創造性的回應,因而形成了從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發展,并從某一角度成為整個東亞社會的文化內核;鴉片戰爭以后,儒學式微,儒門淡泊,儒學有無第三期發展的可能,取決于它能否對西方文化的挑戰有一個創建性的回應。即儒學”吸收西方文化的菁華,最終成為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乃至核心內容”。

  其主要儒學著作有:《傳統的中國》(合編,英文),美國新澤西學徒堂1970年版;《中與庸:論儒學的宗教性》(英文),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89年二版;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譯版,題為《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代詮釋》;《行動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陽明的青年時代(1472—1509)》(英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文集》(英文),美國柏克萊亞洲人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中譯版,題為《人性與自我修養》;《今日的儒家倫理:新加坡的挑戰》(英文),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84年版;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中譯版,題為《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英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譯版,題為《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中譯版,題為《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版;《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日本和”四小龍”的道德教育與經濟文化》(主編,英文),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版;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杜維明文集》(五卷),武漢出版社2002年版

  二、注重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的研究

  宋明理學亦稱”道學”,是儒學中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哲學體系。它既貫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運(佛教),又繼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國家(目的)的新儒學,是宋明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封建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被采納為官方哲學。重要的理學家有北宋五子、南宋的楊時、朱熹、陸九淵、林希逸以及元朝吳澄、許衡、劉因、郝經、姚樞,廉希憲,張文謙,劉秉忠、趙汸、汪克寬、華幼武、吳海、戴良、李祁、張憲、梁寅、蘇天爵等等、明朝湛若水、王陽明、朱得之等,廣義上包含三蘇、王安石、司馬光等人。他們哲學的中心觀念是”理”,把”理”說成是產生世界萬物的精神的東西。理學的出現對后世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20世紀50年代以后美國學者對中國哲學的探索開始從翻譯、介紹、評述、東西比較研究進入到作出新解釋、新發揮的更高層次。從70年代開始,美國逐漸成為大陸和港臺之后的發展、豐富中國哲學的第三塊基地。美國本土學者與華裔學者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興趣有增無減,研究成果頗為顯著。美國對宋明理學的關注和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發展起來的。

  一、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對宋明理學研究概況

  5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了一大批思維活躍、學識深厚的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這些學者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美籍華人學者,如陳榮捷、杜維明、余英時、張君勱、劉述先、柯雄文、黃秀璣等;一是美國本土學者,如狄百瑞、費正清、顧立雅、安樂哲、郝大維、墨子刻、芮沃壽等。這些學者都是潛心研究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哲學,都能提出自己獨到見解的,正是他們的研究才引起和推動美國對宋明理學的關注和發展。他們以及他們的學生組成了美國研究宋明理學的一支有著堅實力量的隊伍。

  貢獻卓著的首當陳榮捷。陳榮捷(Wing—tsit Chan,1901—1994),廣東人。美籍華人學者,哲學史家、朱子學專家。陳榮捷畢業于嶺南大學,1929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教書,1930年任嶺南大學教務長。1936年去美國夏威夷,1942年起任新罕布爾什州達特默爾學院中國哲學和文化教授,后任榮譽教授。1951年起,任夏威夷大學《東西方哲學》編輯《中國哲學研究》顧問。又曾任教于匹茲堡徹含慕學院、哥倫比亞大學。1966年退休。1978年被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0年被選為美國亞洲研究與比較哲學學會會長。1986年任北美華裔學人協會副會長。2001年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建成陳榮捷演講廳以紀念這位美國的儒學專家。

  他首先在美國學術會議上呼吁學者關注宋明理學。在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他通過各種方式努力推闡宋明理學,同時他自己對此方面的研究也是成果卓著。他翻譯了朱熹和呂祖謙選編的《近思錄》、王陽明的《傳習錄》、陳淳的《北溪字義》等宋明理學經典,以及其他中國哲學經典《老子之道》、《六祖壇經》等。為了方便讀者,他不單只是翻譯,更是把與所譯之書可能相關而又必要的知識,以及能增進讀者對經典全面了解的東西,都詳細備注。他晚年出版了八本研究朱子的著作,1988年出版的《朱子新探索》,書中涉及朱子生平、思想及其所關聯的人物、事跡等課題,發掘了大量以往不被注意的新材料,多為我國及日韓學者歷來所不論及,大大細化和深化了朱子學研究的課題,同時也帶動了美國其他學者對宋明理學以及朱子的研究。陳榮捷譯著的《中國哲學資料書》把中國哲學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經典的文獻全部網羅進來,其中包括宋明理學的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陸象山、朱熹等七位重要思想家書中用了近200頁介紹他們,該書從出版以來,先后再版五次,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哲學和中國思想的最主要的參考資料之一。

  陳榮捷先生生命的最后20年,他全部的學術關注幾乎都集中在朱熹的研究和對朱熹研究事業的推動。1982年由陳榮捷組織、籌備和擔任大會主席的”國際朱熹會議”在夏威夷檀香山舉行,匯聚了當世東西方著名的朱熹研究專家。此次大會的完滿舉行不僅大大促進了朱子研究,也進一步提高了陳榮捷在國際學界的聲譽。1982年以后,陳榮捷出版的朱子研究著作大都以中文發表,計有:《朱子門人》、《朱學論集》、《朱熹》、《朱子新探索》、《近思錄詳注集評》。此外,由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的陳榮捷的論文集《新儒學論集》、《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近思錄——新儒學文選》、《新儒學詞釋:北溪字義》、《朱熹的生活和思想》、《朱子新研究》、《朱熹與新儒學》等。其中1990年先生為臺灣的世界哲學家叢書撰寫的《朱熹》出版,其中吸收了他歷年的有關成果,并在義理分析和資料考輯兩方面進一步作出了新的貢獻。

  陳榮捷的有關儒學著作還有:《現代中國的宗教傾向》(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New York,1954年;《老子之道》(The Way of Lao Tzu),印第安那不勒斯(Indianapolis)、紐約:玻白斯—麥瑞爾股份有限公司(The Bobbs—Merrill Co., Inc.),1963年;《王弼〈老子注〉》(Wang Pi’s Commentary on Lao Tzu),與魯姆堡(Arrienne Rump),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79年,東亞與比較哲學叢書之六;《中國哲學綱要與注釋書目》(An Outline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hilosophy),紐黑文:耶魯大學遠東出版社(Far Eastern Publications),1959、1961、1969年;《中國哲學原始資料/中國哲學文獻選編》(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3年。楊儒賓、吳有能等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中國傳統之本源/根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與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華茲生(華生 Burton Watson)、梅貽寶(Mei Yibao)編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0年;1964年第2版;《朱熹與新儒家》(Chu His and Neo—Confucianism),紐約:1985年。

  此外還有華裔學者如杜維明、張君勱、曾在美國執教的加拿大藉華人學者秦家懿都對宋明理學頗有研究,是活躍在美國宋明理學研究領域的代表。杜維明1976年出版的《行動中的儒家思想――王陽明的青年時期》一書,是他哈佛大學的畢業論文。該書主要考察了王陽明的學術傳記,重點是陽明的生活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張君勱也曾多次在英文期刊上發表宋明新儒學尤其是研究王陽明的論文,他出版的《十六世紀心學家王陽明》一書討論了王陽明的生平、其主要哲學思想、陽明學先驅和后學、王陽明在新儒學思想發展中的地位等。另外,他的《新儒家思想史》兩卷本,也是“美國第一本系統論述宋明600多年中國新儒學思想發展之作”。秦家懿的學術生涯就是從研究王陽明開始的。1972年她出版了《王陽明哲學書信選》,所選書信內容多數是王陽明對人性、義理等儒家思想的思考。她的另一本著作――《獲得智慧:王陽明之道》按照年代順序講述了王陽明的學思歷程,對其思想的多個方面做了考察。

  美國本土學者對宋明理學的研究也相當深入和有見地,而且成果顯著。由美國學者狄百瑞主編、陳榮捷等人參與翻譯的《中國傳統資源》是西方出版的第一本全面介紹中國重要思想文獻的著作。《中國傳統資源》將中國歷史分成五個部分,并把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論述選譯成英語。該書出版后立刻受到美國學界的歡迎,三年之內就再版四次。另外,狄百瑞個人還著有《道學與心學》、《明代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心學與道統》、《中國的自由傳統》、《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以及《明夷待訪錄》英譯本(1957年)等,這些學術研究“可以說就是重新論述和評價宋明理學”。

  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本土涌現的一批后起之秀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前面提到的斯坦福大學畢業的博士艾文賀是這一批年輕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專注于研究儒學與新儒學,著有《儒家傳統中的倫理學:孟子和王陽明思想》。1993年,艾文賀的《儒家道德自我修養》出版,書中他選取了孔、孟、茍、朱、王和戴(震)六家,考察了儒學自先秦經宋明到明清時期的發展歷程。

  以上這些成果致使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研究中國哲學的領域內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這將使美國人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中國的古典思想文化傳統和淵源,同時美國學者對宋明理學研究的新視角和獨特的方法也值得國內學者學習和借鑒。

  二、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對宋明理學研究發展的原因

  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儒學與宋明理學研究迅速發展,是有比較復雜的原因的,主要原因具體分析如下。

  (一)美國中國學研究發展的推動

  二戰結束后,美國開始了它的全球稱霸計劃,并調整在遠東的發展戰略,地區性研究隨之迅速發展。又由于中國在抗戰中的勝利,1949年成立新中國,美國自然加緊對中國的研究,而且在研究內容上相比二戰以前更加廣泛和深入。

  二戰后美國的許多大學開設了有關中國學的相應課程。同時,美國也出現興建中國研究機構的熱潮,不僅涌現一批專門的研究機構,而且全國性協調機構、資料中心以及海外培訓服務機構等也相繼建立。在資料建設方面,美國也相當重視,“中文資料和研究輔助服務中心”和“中文研究資料中心”的建立,使美國中國學得以在短時期內積累數量豐富的中文研究資料。另外,1959年6月19日至21日,在費正清、鮑大可等美國中國學家的倡議和美國政府、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美國學術團體協會和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在紐約大學古德爾會議廳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會議通過并確定建立了“當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這次會議標志著美國中國學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階段”。同時,美國政府和各種基金會也積極支持中國學研究。正如我在“海外漢學·美國的漢學研究(一)美國的漢學研究歷程”所指出的:費正清等主張的是有別于西方的傳統漢學,是要加強現代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的責任不僅在于增加知識,而且在于教育公眾在于影響政策”。他在自己畢生的學術研究中始終強調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強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關系”。在這個研究背景下,著重于“經世致用”的宋明理學被被提到儒學研究的首要地位,從而形成強調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前景的“新儒家”學派。

  (二)有關學術會議的推動

  美國的各個學術組織機構組織和召開的各種學術討論會在推動對宋明理學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就是“中國思想學術會議”,它是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在1951年成立的“中國思想委員會”不定期召開的學術會議。它召開的五次中國學術思想會議對中國儒學討論比較多,使美國學者對宋明理學研究的越來越重視。每次會議學者們提交的論文都會結集出版,這就為宋明理學在美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另一個促進宋明理學發展的重要會議是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它于1939年第一次召開學術會議之后又先后召開過9次(不定期召開的),呼吁美國重視對宋明理學研究的陳榮捷先后有五次參加會議,而且其他的美籍華人和港臺學者成中英、梅貽寶、方東美、唐君毅、劉述先等都積極參加,極大地促進了中美學者的交流。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每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也均被集結出版,而且會議還有常設會刊《東西方哲學》,這些都為學者研究宋明理學參考和發表論文提供極好的平臺。

  1966年6月,美國學會聯合會所屬的中國文明研究會在伊利諾斯州乾培因城召開明代思想討論會,1970年9月,在意大利的哥摩湖附近維拉――塞伯隆尼舉行“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的學術討論會。1982年由陳榮捷籌備、在美國夏威夷召開的國際朱熹學討論會在國際上影響甚大,華裔學者有19位出席了會議,會議與會者提交的論文也被集結為《朱熹與新儒學》出版,會后大陸與港臺地區學者間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增加,中國大陸與美國等地的新儒學研究迅速地發展起來。

  1975年,華裔學者成中英創建國際中國哲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ISCP)為中西學者討論中國哲學問題建立聯系。學會從1983年開始每兩年召開一次,曾先后在加拿大、德國、韓國、中國、瑞典和澳大利亞召開,“標志著國際中國者學會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具有國際影響的學術組織”。國際中國哲學會的會刊《中國哲學季刊》,目前“是唯一一個專門刊登中國哲學研究論文的國際專業學術期刊”,為海外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提供了交流的媒介。

  除這些會議之外,由陳榮捷和狄百瑞60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創辦的新儒學研討班一直開班至1991年。兩位學者的研究興趣都在儒學,陳榮捷主要集中于宋明理學,狄百瑞則致力于儒學與新儒學的現代建構,他們合作共同指導新儒學研討班,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中國哲學學者,有力地推動了宋明理學在美國的傳播。

  (三)華裔學者與美國本土學者的努力

  華裔學者與美國本土學者兩大群體的共同努力是推動美國對宋明理學研究發展的主要力量。

  首先華裔學者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陳榮捷,他是最先在學術會議上呼吁美國學術界注重對宋明理學研究的。而且他本人也不遺余力地宣傳,出席舉辦各種討論會議,以及發表相關的論文,出版著作,尤其是晚年著力對朱子的研究,使得美國70年代以后出現空前的宋明理學研究熱。

  其他華裔學者如杜維明、余英時、成中英、劉述先等人不少是在中國的港臺地區接受大學和碩士教育階段的教育,受到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二、徐復觀等這些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教授和影響,然后又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后留在美國大學執教。他們能夠用英語流利地闡明儒學思想,又由于對美國文化、社會、精神生活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們的著作更能為西方學者所接受。這些既有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底蘊,同時又有西方文化知識背景和嚴密的西方哲學思維的學者,理所當然地成為包括宋明理學在內的中國哲學在美國發展的主力軍之一。

  同時,由于杜維明等華裔學者在英文著作中的介紹和與推崇,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這些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著作在美國學術界的知名度越來越大,客觀上也促使一部分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的美國學者關注和研究宋明理學。

  美國本土學者對宋明理學研究最著力的當屬狄百瑞。他在接觸中國文化不久,即對明代思想家黃宗羲發生興趣,通過對黃宗羲的研究他發現其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發源于北宋以后發展起來的理學,從此就不遺余力地致力于宋明理學的研究,相關著作也頗多。此外,狄百瑞還曾多次主持過新儒學學術會議,并在各種基金會的支助下,邀請美、中、日、英、加等國學者召開會議研討宋明儒學。其他美國本土學者如柯雄文、墨子刻、安樂哲、南樂山、郝大維等對新儒學表現出極大興趣,他們的研究一般不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和干擾,純粹從一個學者的視角審視和研究儒學和新儒學,從而為宋明理學研究提供了有意義的啟示。

  在前輩資深學者的帶領下,美國中國學界在80年代以后出現了一大批新一代青年學者,如艾文賀、萬白安、白詩朗、華靄仁等,他們受現代新興學科和新研究方法的影響,所以在學術研究上能推陳出新,表現出多元化的思維和研究方式。

  (資料來源:魏思齊《美國漢學研究的現況》,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2006·7;崔玉軍,《陳榮捷與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9月版;施忠連,《現代新儒學在美國》,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黃育馥《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的幾點變化》《國外社會科學》二〇〇四年第五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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