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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祠亭宴杜詩題考辨

  李白《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御定全唐詩·卷一百七十四》第1頁)原詩題猶如千年之謎,不見謎底。

  最早記錄該詩的是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二·語資》(中華書局1981年12月第1版,116頁):“眾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但《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是否原題,卻值得商榷。

  先來看幾段材料:

  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本事詩》15-16頁)云:“白才逸氣高……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輕佻》(中華書局1959年9月新1版,140頁)亦云:“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只為從來學詩苦。’”

  后晉劉昫等撰《欽定四庫全書·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10頁)》載:“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宋計有功編王仲鏞箋注《唐詩紀事校箋(第二冊)·第十八卷·李白》(中華書局2007年11月第1版,476頁)亦載:“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綜上所述,李白“飯顆山頭之句”戲的就是杜甫。“‘杜考功’即杜甫是無疑問的。‘飯顆山頭’之句是李白贈杜甫的詩句,《堯祠亭上宴別》也必然是贈杜甫的詩。”(郭沫若《李白與杜甫》16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10月北京第1版)。但考察杜甫生平,其名、字、號、職均無“考功”一說,段成式何以稱之“杜考功”?郭沫若解釋為“誤把‘考功’弄成了杜甫的功名”。按唐代吏制,“考功郎中、員外郎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一》1190頁,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版)但杜甫不僅從未做過考功郎中或考功員外郎,而且當時并未取得功名,何來“考功”之誤?細閱杜詩,發現其《壯游》有“忤下考功第”(《御定全唐詩·卷二百二十二》16頁),頓悟“杜考功”不過是段成式借杜詩二字對杜甫作的個性化稱呼而已。《壯游》作于杜甫晚年,李杜相交于壯年,李白不可能在此時稱之“杜考功”,因此《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肯定不是李詩原題。

  據北宋洪芻《洪駒父詩話·太白贈杜甫詩》(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卷下》422頁,中華書局1980年9月第1版)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云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

  洪芻引述《酉陽雜俎》,已將詩題作《堯祠贈杜補闕》。此后宋人詩話如計有功《唐詩紀事》(《欽定四庫全書·唐詩紀事·卷十八》第5頁)、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31頁)、吳曾《欽定四庫全書·能改齋漫錄·卷五》(31頁)、嚴有翼《藝苑雌黃·李白集中贈杜甫詩》(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三冊)》233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等,均題作《堯祠贈杜補闕》。

  南宋洪邁則將該詩題作《堯祠亭別杜補闕》,其《容齋四筆·卷三》云:“至于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孔凡禮點校洪邁撰《容齋隨筆(下冊)》659頁,中華書局2005年11月第1版)以“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為由否認該詩為寫給杜甫,甚至對李白《戲贈杜甫》也提出質疑。

  明末清初錢謙益《錢注杜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新1版,368頁)云:“天寶三載,杜在東都,四載在齊州,斯其與高、李游之日乎?……段柯古《酉陽雜俎》載《堯祠別杜補闕》之詩,以謂別甫,則宋人已知其誤矣。”將該詩題作《堯祠別杜補闕》,僅比洪邁少一字。

  王仲鏞注計有功編《唐詩紀事校箋(第二冊)·第十八卷·杜甫》(中華書局2007年11月第1版472頁)箋注云:“影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十三此詩題作《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刻印的大體時間是在宋高宗紹興年間的中期,即紹興十年(1140年)至二十年間。”(趙望秦《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5月第43卷第3期第142頁)由于史料闕如,宋蜀刻本面世前該詩題是否《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我們不得而知。洪芻為紹圣元年(1094年)進士,按二十五歲中進士活到七十歲推算,他應該沒見過這個宋蜀刻本。《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成書于“戊辰(紹興十八年)春三月下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序》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能改齋漫錄》編刊于“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間”(吳曾《能改齋漫錄·出版說明》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這兩部詩話與宋蜀刻本成書時間相差不遠,嚴有翼、計有功亦生活于紹興年間,從他們都將詩題寫作《堯祠贈杜補闕》來看,應該是都沒見過宋蜀刻本。出生較晚的洪邁(1123年-1202年)、明末清初錢謙益應該見過,所以將詩題寫作《堯祠亭別杜補闕》或《堯祠別杜補闕》,明顯可視為宋蜀刻本詩題的縮稱。上述詩題都稱杜甫為“杜補闕”,都不可能是原詩題。因為杜甫不僅從未任過補闕,而且當時尚未出仕。

  毋容置疑,宋蜀刻本詩題中的“秋日”“魯郡”是后人根據詩中“我覺秋興逸”“魯酒白玉壺”增補的。但題中“杜補闕”“范侍御”從何而來?

  先談談“杜補闕”怎么來的。郭沫若認為:“李白集中詩題應該是《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甫兼示范侍御》。‘兼示’二字,抄本或刊本適缺,后人注以‘闕’字。其后竄入正文,妄作聰明者乃益‘甫’為‘補’而成‘補闕’。”(《李白與杜甫》161頁)意即詩題中“闕”字為編者注明缺字的(古代“闕”“缺”相通),非原題所有。因為后面緊跟著“范侍御”這個官稱(唐代稱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為侍御),所以后人在傳抄過程中誤以為“杜甫闕”也是官稱,便在“甫”字前加上衣字旁,就變成“杜補闕”(即“杜補闕”)。

  郭沫若的解釋看似合理,卻忽略了一點:不論是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還是宋代諸多詩話隨筆都不曾出現“范侍御”,現存文獻中“范侍御”要比“杜補闕”出現得晚。那么“杜甫”是怎么變成“杜補闕”的呢?杜甫曾被肅宗授予左拾遺。“拾遺”“補闕”均為官名:“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新唐書·卷四十七》1207頁,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1版)杜甫變成“杜補闕”或為后人罔顧李杜交往事實(當時杜甫并未出仕),混淆官職名稱(“拾遺”“補闕”不分)所致。

  再看“范侍御”從何而來。這涉及該詩另一版本內容。《御定全唐詩》編者于該詩“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飆吹”句后注云:“一本無此二句,卻添‘南歌憶郢客,東囀見齊姬。清波忽澹蕩,白雪紛逶迤。一隔范杜游,此歡忽若遺’三韻。”天寶四載(公元745年)秋,杜甫曾隨李白尋訪隱居魯城北的朋友范十,寫下《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范十即范傳正之父范惀,曾做過監察御史。“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之九》416頁,中華書局2011年3月北京第1版)“范侍御”或為后人根據詩中“一隔范杜游”增補進詩題的。

  那么該詩原題究竟為何?按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述,也許是《祠亭上宴別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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