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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黃帝與中國龍——兼談中國龍的“龍德”與炎黃文化的和諧精神

  內容摘要:作為中華民族象征的“龍”是與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進程密切相關的。古史傳說時代的“五帝”們,不但與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為華夏民族的形成與融合、發展做出了貢獻。歷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誠信厚德、移風易俗和追求社會和諧的“龍德”,既是華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黃文化的精髓。

  關鍵詞:炎帝;黃帝;五帝;華夏民族;龍;龍德

  作者簡介:王宇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炎帝神農氏和黃帝軒轅氏,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祖。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都自認為炎黃世胄,有著血濃于水的無限親情和認同感。而在炎黃子孫的心目中,有著無限活力的龍,既能升天,又能潛淵。變幻無窮神奇的龍,是智慧、力量、追求、成功的化身,也是幸運、美德、和平、長壽的象征。千百年來,炎黃子孫尊奉龍、崇敬龍。中華民族是龍的子孫、龍的傳人,因而,龍被世界各國人民譽為中國龍,并成為中國人的吉祥物和社會和諧的象征。

一、龍與中國古代文明

  龍之所以受到炎黃子孫的尊崇,是因為與華夏文明的形成進程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文明國家形成的前夜,即我國古史傳說的“五帝”時期,那些推動文明因素積聚的“英雄們”——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禹等,無一不與龍有著這樣那樣的糾葛。請看下列史料:“五帝”之首帝黃帝,不僅長得“龍顏有圣德”(《易·系辭下》正義引《世紀》),還“令應龍攻蚩尤”(《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山海經》)。統帥龍在與東夷部族的大戰中,實現了東西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黃帝不僅平時“乘龍扆云”(《大戴禮記·五帝德》),就是在他辭世升天時,也是“有龍垂胡髯而下,迎黃帝”(《御覽》卷九二九引《帝王世紀》)的。“五帝”之二的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巡行天下,無比威嚴;“五帝”之三的帝嚳,“春夏乘龍”(《大戴禮記·五帝德》),也是離不開龍的;“五帝”之四的帝堯,把華夏部落聯盟議事會改造成與民眾相對立的“公共權利”,而他的出生與龍有著直接的關系,即其母慶都“出以觀河,遇赤龍”,一陣“唵然陰風,而感慶都”(《易·系辭》下引《帝王世紀》)以致孕的。堯在唐地還曾“夢御龍以登天,而有天下。”(《路史·后記》中引《帝王世紀》)后來居然夢想成真,成為華夏部落聯盟的第四任盟主;“五帝”之五的帝舜,也是生成一副“龍顏大口黑毛”(《山海經·海內經》注引《歸藏·開筮》)的模樣,他對龍的十分鐘愛,,賜姓善于馴養龍的人為“董氏”,專設畜龍之官,并在聯盟議事會的“九官”、“十二牧”中封龍為“納言”之職。

  進入階級社會的第一個王朝——夏代(BC21~ BC16世紀)的奠基者帝禹,則與龍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禹是其父鯀死后,“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山海經·海內經》注引《歸藏·開筮》)的,即“大副(即剖)之吳刀,是用出禹”,鯀所化之黃龍即是禹。人們所熟知的“大禹治水”,也充分利用了龍。“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注之也”(《楚辭·天問》王逸注)。“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青泥于后。”禹對龍的脾性十分熟悉,有一次“禹省南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但禹鎮定自若,說:“余何憂于龍焉?”結果是“龍俯首低尾而逃。”(《呂氏春秋·知分》)就是做為“夏民族的祖先大禹的禹字,是一條富有生命力的運動中的蛇。”(王宇信:《史記》鯀禹的失統與鯀禹傳說的史影》,《歷史研究》,1988年第6期)而蛇正是構成龍的原始素材,也可以說蛇也是龍的一種。如此等等。

  這一條影響著華夏文明進程的龍,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時有發現。在中原大地上,1987年于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發現了六千多年前用蚌殼擺的龍。此龍昂首、曲頸、弓身、長尾,前爪扒、后爪蹬,狀似騰飛;在長城以北的內蒙東部和遼寧西部地區,1984年于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出土了五千多年前的紅山文化玉豬龍。此龍環首似豬,圓睛有皺,造型生動。此前1971年于內蒙翁牛特旗征集的另一件“C”形碧綠色嘴緊閉,雙眼突起、背脊有長鬃,但無足、爪、角、鱗的不知名玉件,也由于受到牛河梁玉豬龍的啟示,應成為“中華第一玉雕龍”。此后又在該旗出土了另一件“C”形玉龍。不僅如此,2003年還在赤峰興隆洼遺址,發現了距今八千多年的用石塊、陶片擺成的“S”形龍圖案,如此等等。紅山文化的首現地赤峰市,也被譽為“龍城”。五千多年前遼河流域歷史源頭以龍的出現為標志,學者撰寫了《龍出遼河源》的專著。

  1978—1980年,在相當于“五帝”第四帝陶唐氏帝堯時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一座大墓中出了一件以紅彩、或紅、白彩繪制蟠龍圖案的珍貴龍盤。陶寺類型龍山文化遺址發現有內城、外城遺跡,被學者推斷為帝堯的“龍都”;而襄汾也成為舉世聞名的“龍鄉”;在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夏王朝都城遺址地河南偃師二里頭,也在一件殘陶器上發現了巨眼、利爪、周身有鱗的龍紋……自商周階級社會以后,龍的形象更是屢有出土,不勝枚舉了。

二、炎黃部落聯盟的大融合與龍

  雖然龍與傳說中推動華夏文明進程的“五帝”英雄們密切相關,但只有推動文明進程劇烈變革的帝堯、帝禹才是直接遇龍“感生”或“所化”的真正龍子,帝堯、帝禹才是大有作為的“成龍”。那么,考古發掘不斷有五千年前的濮陽龍、紅山文化玉龍的面世又是為什么呢?

  眾所周知,“五帝”第一帝的黃帝之前,還有一位在位120年,傳位8世,共歷530多年的“神農氏世”時期。炎帝神農氏生活在早于“五帝”時期的“三皇”時期末世。炎帝神農氏部族在發展過程中,曾與黃帝部族發生了碰撞、沖突與融合,后來結成了更大的以黃帝為首的炎黃部落聯盟。而這位略早于黃帝時代的“神農氏,姜姓也”,正是其母“游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的。炎帝的降生,比黃帝母“感大電”而孕與龍的關系更直接。而炎帝神農氏長得“弘身而牛顛,龍顏而大唇”。也比黃帝“日角龍顏”的形象與龍更為形似些。直到“五帝”時代的后期,諸帝與龍的關系才更為親近,逐步由前期諸帝“感大電”或“虹”(《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輿地志》案)而孕,到后期堯母的“遇赤龍”而孕和禹的“化為黃龍”而生,正是“有神龍首,感生炎帝”的神農氏部族與黃帝部族結成炎黃部落聯盟以后,兩部族不斷互相影響又互相融合過程的反映。做為龍子的炎帝神農氏,深刻地影響了炎黃部落聯盟的文明進程,這與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濮陽蚌殼龍和紅山文化玉豬龍的時代要早于龍山時代的陶寺龍以及夏代陶器上的龍紋,是相一致的。炎帝和黃帝成為華夏子孫的共祖。而自炎帝開始,一直與古代文明進程相伴的龍,就成了炎黃世胄的象征,早于“五帝”之首黃帝的炎帝神農氏才是真正的華夏第一龍!

  如此等等。上面所述龍與傳說時代“五帝”英雄們的關系愈益密切和直接,應是炎、黃部族融合為一后,又進一步實現了與東方夷人部族集團、南方苗蠻部族集團碰撞、交流、沖突、融合、矛盾、聯合,逐漸形成早期華夏部落聯盟的反映。

  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西方的炎、黃部族集團、東方的夷人部族集團、南方的苗蠻部族集團,繁衍生息在神州大地上。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氏與黃帝軒轅氏,本是一對兄弟。“昔少典娶于有嬌氏,生炎帝、黃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異德之故也”(《國語·晉語四》)。炎帝和黃帝部族集團在沿不同方向向中原發展過程中,在現在的北京以北和長城以南的燕山地區發生了接觸和利害沖突,這就是傳說時代的著名的阪泉大戰。《史記·五帝本紀》載:“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

  炎、黃部族集團經阪泉之戰以后,實現了兩個有著一定血緣關系的更大地域的炎黃部落聯盟。而在炎、黃兩部族“三戰”的過程中,黃帝動用以兇猛動物為名的部族,應就是早已融入黃帝部族的軍事部族的圖騰符號。炎黃部落聯盟又與東方夷族部族集團的“最為暴”的蚩尤部落聯盟在從東向西發展的過程中發生了接觸和沖突。這就是《史記·五帝本紀》等古籍所載的“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經過一場打的“九隅無遺”的慘烈戰斗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逸周書·嘗麥》)。從此以后,不僅以蚩尤為首的81個軍事部落融入了炎黃部落聯盟,甚至整個東夷族團與炎黃部落聯盟結成了更大的超血緣、跨地域的更大部落聯盟。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為早期華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其后,炎黃早期華夏部落聯盟經過顓頊、帝嚳時期的發展,到帝堯時期以后,又與南方苗蠻集團發生了利害沖突。堯時“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舜以后,《左傳》昭公元年時又“舜有三苗”,禹時又發生了“以征有苗”的長期戰爭。《墨子·非攻下》“昔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檻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有三苗。”從此以后,中國古史進入了“夏傳子,家天下”的文明時代。

  我們可以看到,自炎帝及其后“五帝”時期的中華民族文明的進程,是和炎黃部族、東夷部族、苗蠻部族大融合為早期華夏族的進程相一致的。而在融匯為華夏民族的進程中,炎帝族的龍圖騰對以黃帝為首的華夏部落聯盟影響愈來愈明晰,并進一步與東夷族團、苗蠻族團的崇拜信仰相互借鑒和融匯、豐富,龍的形象也進一步文明化和完善起來,這就是為大家所熟知的中國龍的形象:

  美角似麟鹿,迤身似蛇蟒,披鱗似魚,健爪似鷹隼的“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能潛淵”(《說文》卷十一下魚部)的神奇動物。

  因此,我們說,中國龍形象的完成,不僅與中國古代文明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且是上古先民,即炎黃、東夷、苗蠻部族集團大融合的產物和大融合的象征。

三、中國龍的“龍德”與炎黃文化的和諧精神

  在逆境時的龍能“潛淵”,無怨無悔的“潛龍勿用”。但龍仍不屈不撓,聚集力量,準備時時有所作為,或“見龍在田”(《易·乾卦》九二),“或躍在淵”(《易·乾卦》九四),在努力而頑強地表現自己的價值。經過一番奮斗,終于“龍飛在天”(《易·乾卦》九五),取得了事業的成功。因此,古人從龍的變幻無窮的外部形象,進一步概括出龍深層次的精神境界——龍德。所謂“龍德”,即《易·乾卦》九二爻辭的《文言》中所說的“龍德而隱者,不易乎世。”《疏》闡釋說,“世俗雖逢險難,不易本志也”,就是不畏艱難險阻,追求并一定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易·乾卦》九四《文言》又說:“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疏》闡釋說,“庸”就是中庸,“庸,常也”,就是自始至終常言之信,自始自終做事要謹慎,遇到閑邪不正之人自己也要保持誠信,為世上做了好事而不自我夸獎,這樣就能“德能廣博而變化于世俗也”,即以自己高尚廣博的德行感化世風并移風易俗,從而達到社會和諧。總而言之,龍的靈魂——“龍德”可以歸結為兩句話:即一是矢志不移的追求精神,二是以誠信厚德,移風易俗,從而達到社會和諧,共謀發展。

  已如前述,有著無限活力的龍,炎黃子孫象征的龍,既與中國古代文明進程有著密切聯系,又是在古代先民,即東方夷族、西方炎黃、南方苗蠻部族碰撞、沖突、融合,從而化融合的基礎上,實現了社會和諧發展的象征,而龍的靈魂——“龍德”,應就是炎黃子孫追求實現不同部族的大融合,實現和諧發展的民族精神的凝粹和升華。

  炎黃部落聯盟,是以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開始的。黃帝“修德振兵”,抱著必勝的決心,“三戰,然后得其志”,炎黃部族從而結盟,為其后的華夏部落聯盟打下了基礎;而在其后炎黃部族集團與東夷部族的蚩尤集團“戰于涿鹿之野”的沖突中,黃炎族團不畏“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的強悍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正義》引《魚龍河圖》),即八十一個部落聯盟的攻擊,不怕失敗,經過反復較量,連上天都受到了感動,“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史記·五帝本紀》引《魚龍河圖》)炎黃部落聯盟與東夷部落聯盟統一聯合后,形成了“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史記·五帝本紀》)的和諧局面。在超血緣、跨地域早期華夏部落聯盟里,一派“萬國和”的氣象,與“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撲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的教化有關。因此,哲人孔子贊頌黃帝的影響和教化時說:黃帝教民“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

  早期華夏部落聯盟在第二任盟主顓頊時,曾“平九黎之亂”,并通過“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于是神民不雜,萬物有序”(《御覽》卷七十九引《帝王世紀》),實現了社會和諧;而第三任盟主帝嚳時期,雖然沒有與外部族的沖突,但能“順天之意,知民之急”,并嚴格要求自己,“修身而天下服”。治理部落聯盟本著“溉執中而犏天下”。所以“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華夏部落聯盟各部族在和諧發展著。

  而其母“遇赤龍,唵然陰風”(《易·系辭下》引《帝王世紀》)所感生的華夏部落聯盟第四任盟主帝堯,“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為加強管理,他還“信飭百官,眾功皆興”。社會在安定和諧的環境下,有了很大發展,這就為撫御堯時發生的“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的自然災害打下了基礎,也為與南方苗蠻部族的碰撞、融合增強了實力。對“在江淮、荊州數為亂”的三苗族團,帝堯采納舜建議的“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遷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的措施,不僅使他們與北狄、南蠻、三危、東夷族團的融合加速,還收到了“四{白辛}而又下咸服”的社會影響,使華夏部落聯盟進一步和諧穩定。

  堯的繼任者帝舜,繼承了前任務盟主的傳統,“舜能和諧”。他“年二十以孝聞”,“內行皆謹”,品質高尚,并能使人受其教化。他耕歷山,“歷山人皆讓畔”。他在雷澤打漁,雷澤人“皆讓居”。他在河濱從事陶藝,“河濱器皆不苦窳”。他主政以后,少時繼承的和諧傳統得以貫徹。“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從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和諧發展。他還對部落聯盟的管理者“九官十二牧”,“三歲一考績,三考絀陟”,從而使“遠近眾功皆興”,并進一步“北分三苗”,推動華夏部落聯盟內外部族融合與交流。

  夏朝的始祖帝禹,也是一位“為人敏給克勤”、“亹亹穆穆”的品德高尚之人,得以教化影響聯盟內民眾“為綱為紀”。帝禹也頗有一股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一心治好浩浩蕩蕩的洪水,以為民解難。他“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一心勤奮治水,以至于“勞身涉勤,不重經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肱”。為招納治水賢材,他“納禮賢人,一沐三握發,一食三起”(《類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紀》)。在帝禹的帶領下,古代先民終于“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治水取得了成功。“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聲教訖于四海”(《史記·夏本紀》),一片繁榮發展景象。帝禹還最終實現了北方炎黃、東方夷族與南方苗蠻族團的大統一和南方苗蠻族團的大融合,這就是《墨子·非攻下》所說的“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

  如此等等,我們可以看到,從炎帝、黃帝開始的歷任華夏部落聯盟的那些首領——古史傳說中的“五帝”,無一不是品德高尚,并充滿了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他們為了完成西方、東方和南方不同族團的大融合、大聯合,矢志不移,經過短暫的沖突、碰撞,終于在統一的華夏部落聯盟內和諧發展。與此同時,他們率領民眾和大自然進行斗爭,并通過他們的表率,即“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實現了“眾民乃定,萬國為治”,“鳳鳥來翔”的歡樂和諧氣象。“舜能和諧”,舜自小就繼承了炎黃部落聯盟形成的傳統理念,并在主政時加以貫徹,“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因此,舜時倡行的和諧觀念,就是自炎黃時期就開始構建族團融合、民眾社會生產和生活和諧發展傳統的實踐和繼承的結果。

  華夏部落聯盟的領袖,諸如炎帝、黃帝等“五帝”們,既是部落聯盟的“英雄”,又是一個個部落聯盟群體的化身和象征。他們的各種高尚品德和和諧治世精神,是早期華夏族在發展過程中,西方、東方、南方各部族的部族精神,在融合和交流過程中,百川匯海,精凝和升華的結果。

  中華龍與華夏民族的文明進程密切相關,而龍的形象也正是在融入早期華夏部落聯盟的各部族圖騰形象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和充實的結果。而龍的靈魂——“龍德”,應就是早期華夏民族在融合發展中形成的民族精神的濃縮和升華。因此,中國龍成為中國人民事業成功的吉祥物和社會和諧發展的象征,是有其悠久的傳統和深厚歷史底蘊的。

  當前,我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入了使祖國政治、經濟、文化再復興的偉大時代。胡錦濤同志在這重要時期,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是促進社會生產加快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享受改革成果的保障。與此同時,也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繼承和弘揚。中華龍在騰飛。作為龍的傳人,我們應進一步弘揚龍的精神,讓“龍德”澤化全中國,傳遍全世界,為實現和諧中國,構建和諧世界而努力作出貢獻!

原載《殷都學刊》(安陽),2008.1.35~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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