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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與南大吉的政學合一

摘要: 王陽明與紹興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他的文化遺產需要大力開發與利用,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王陽明與南大吉的師徒搭檔,以“政學合一”的方式治理越州:一是講學傳道,弘揚心學,《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可以為證;二是治水安民,興利除弊,見于《浚河記》中;三是明德為官,倡導良知,這就是《親民堂記》;四是尊師重教,功德垂世,《傳習錄》便是明證。王陽明與南大吉這種“政學合一”的思想與實踐,是心學傳播與發展的獨創成果,至今依然有著深遠的啟迪意義。

  嘉靖元年(1522),50歲的王陽明辭官歸居紹興,為病故的父親王華守喪。其時,35歲的南大吉以部郎出任紹興府知守,他心雄氣昂,一切百廢待興。王陽明與南大吉有緣相遇,乃天賜紹興的一個良機,他們實行“政學合一”,譜寫了一段歷史佳話。王陽明與紹興有著深厚的淵源,他自稱“古越陽明子”、“會稽王守仁”,又說“: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他在30 歲時筑室會稽山,在陽明洞天“修道”,這是他的思想發端與學術起點。后來他歷經磨難,36 歲終于在貴州龍場“悟道”,奠定了王學思想的基石。最后王陽明回歸紹興,達到心學成熟的高峰,完成了在碧霞池天泉橋的“證道”,紹興恰好是他實現自己思想學說完美圓合的地方。
  獨樹一幟的陽明心學,包括了三個命題“: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他不僅是儒家經典的集大成者,被奉作儒學正脈,而且成為融合三教為一體的杰出思想家,即“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為大道。”尤其重要的是,王陽明畢生遵行“政學合一”的宗旨,所謂:“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見《傳習錄》)這對于一切為政者具有英明指導的意義,既能高瞻遠矚,又會身體力行, 同他主張的“知行合一”學說是一脈相承的。
  那么如何來歷史地解證王陽明與南大吉的“政學合一”呢?
  第一,對于已經辭職的陽明先生來說,雖然身不在官場主事,但是心系國家政局,他把講學活動當做一種有力的參政手段。于是,他以陽明心學來普及社會,以期平等人群,濟度人心,和諧人世,“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躋于大同。”
  第二,作為越中父母官的南大吉,同時也是一個真誠的學者,他仰慕陽明先生,尤其領悟其博大深邃的學問,深知“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道理,體悟到“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因此,他要結合越中的實際情況,來創立一種“心學治政”的獨特模式。
  第三,王陽明與南大吉是師生,同心協力,如“人”字一般地相互支撐,形成了作為越中統領人物的一對最好搭檔。陽明先生特地為傾心的弟子作《親民堂記》,南大吉遂將府署蒞政之堂命名為“親民堂”,他說“: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師生情緣真乃天作之合,他們心心相印,事事默契:興教尊經,傳道講學,化育民眾,喚起良知,治安浚河,造福鄉里。明代嘉靖年間,曾是紹興歷史上的盛世,政通人和,物阜民康,皆有賴于這兩位值得大書的人物,其功績載播史冊,其英名流芳人世。

講學傳道之《尊經閣記》

  師生合作,興學重教,大力弘揚“心即理”的學說,使之家喻戶曉。稽山書院是當時紹興的最高學府,此院原系北宋范仲淹知越州時所創立,后來南宋朱熹曾到這里講學,故聞名遐邇。然而,此時書院年久失修,已經破敗不堪了。南太守辦的第一件大事,是重修稽山書院,他為陽明先生的講學傳道提供了最好的場所。書院后面設有尊經閣,收藏了所有的儒、道、佛各家經典著作,成為天下學人向往的圣地。應南大吉的邀請,王陽明寫下了著名的《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陽明全集》卷七):

經,常道也。其在于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于窶人匄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陽明先生精辟闡明了“心即理”的首要觀點,認為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礎,所謂六經不過是心的六種表現形式而已“: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
  南太守心領神會,豁然貫通,他是學者施政,主張以教化為本。首先的計劃就是以圣賢之道來引導讀書人,從而影響社會與民眾,他意味深長地說“:六經經義一旦解釋純正,老百姓就會振作向善,如此一來就不會有邪惡之人了。”在紹興府“政學合一”方針的積極推行下,這篇《尊經閣記》被列為書院學校的必讀課本,又成為市集上流行的書冊,其影響是空前的。后人還將它輯錄在《古文觀止》里,成為一篇傳世的名文經典。
  講學是歷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這種精神真是可與日月同輝,流芳萬古。南大吉在稽山書院親設尊座,恭迎陽明先生并自稱門生,又以紹興府的名義,在恩師的故居上立陽明書院,會兩地講學,聚八方彥士,一時蔚為大觀。太守以門生身為表率,積極參與并以督任講學,師生相互默契,上下同心協力,形成了“政學合一”的嶄新局面。事實上,紹興已經成為當時全國的學術中心,前來求學的人已是數以萬計了。
  據《明史·王守仁傳》記載當時情形:“宮剎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余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至于至善,工夫有得,則因方設教。”盛大的講學是他在晚年進行的一次思想變革,最終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學體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釋為人對于善惡的自我認識,是人所特有的能動表現。于是,先生闡明了良知即準則、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覺、即自信的命題。
  王陽明喜歡寫詩,特別重視詩教的作用,《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影響極大,這是將心比心的啟示與勸勉。其一:“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說明良知是求真,須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指出良知是自知,須內心省察。)其三:“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圣門無口訣,良知二字是參同。”(點撥良知是修心,須自省覺悟。)其四“: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棄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啟迪良知是睿智,須清醒獨知。)這些詩句通俗明暢,而且富有理趣,可見先生施教的獨特風格,他講學的原則是“: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先生還說“: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他講學的方法,是鼓勵大家自主探討事物與尋求哲理,絕不是照本宣科的。
  莘莘學子,孜孜以求的是圣賢之道,先生的講學形式更是豐富多彩,令人難忘。請看錢德洪當時的記述:“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聽,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后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追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郁積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刻文錄敘說》)
  王陽明的講學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壇。講學不是教書,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臥、飲宴、游樂皆可。而且師生之間可以互動,是交談式與討論式的,學生是人人暢所欲言,先生則善于啟發與點撥。正是“:講習有眞樂,談笑無俗流。”(《諸生夜坐》)陽明先生儼然是自比孔子了。南大吉以紹興府名義延請先生為會試舉主,號召四方學子云集,經學風行昭示遠近,紹興的科舉蔚為昌盛,此皆由師生鼎力而為。

治水安民之《浚河記》

  師生同心,治邦安民,“知行合一”有作為,乃使人間興利除弊。
  渭南南姓是夏禹的后裔,南大吉追念先祖大禹治水的功德。明洪武年間,大禹陵即被欽定為全國應該祭祀的36 王陵之一,明嘉靖年間考定墓址,由紹興知府花費巨資,重修禹廟,興建碑亭,開辟大禹陵園,南大吉親自題寫雄渾有力的“大禹陵”三字,至今歷歷在目,碑高4.05 米,寬1.9 米。禹陵右側有一個八角重檐石亭,上刻“咸若古亭”四字,俗稱鼓樂亭,傳為祀禹奏樂之所,亭旁有碑廊,內立秦始皇東巡會稽時命丞相李斯撰寫的《會稽刻石》等,禹陵左側有禹穴亭,這是古越先賢留給后代的一份珍貴遺產。
  南大吉以紹興知府的名義,主持舉行了隆重的祭禹典禮。王陽明也一起參加,他將大禹與秦始皇進行對比,為越中的大禹精神作了積極的評價。詩云“:北望稽山懷禹跡,卻嘆始皇為慚色。落日凄風結晚愁,歸云斗掩春湖碧。”(《游秦望山》)紹興府繼承前任的良好傳統,始終將治水安民列為重政大業。“善治越者以浚河為急”——這是南大吉的名言,一位令人尊敬的父母官,他遵循歷代先賢前仆后繼的足跡,不忘治水之本,“嘗浚郡河,開上灶溪,筑坡塘以備旱澇,通溝壑而除險厄。”(《越中雜識》)
  紹興城當時的府河跨山、會兩縣界,縱橫貫穿于城中,皆通舟楫,成為紹興府至關重要的“命脈”。然而,那些臨河而居的人家卻自謀私利,不斷侵占河道,搭建廬舍,致使府河漸趨壅窄,來往船艘經常堵塞,老百姓紛紛怨聲載道。南大吉考察了實情后,于是下令浚通河道,先出安民告示,“擬拆府河兩旁廬舍六尺,許以廣河道,為鄉里安福”。誰知道,一些習慣于橫行霸道的富家豪門竟然不理不睬,獨行其是,依然故我。他們甚至煽風點火,對南太守進行惡毒誹謗,還向朝廷控告其害民罪責。所謂好事多磨,南大吉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甚至還受到了毀謗與誣告。但他下定決心,毫不動搖。
  太守深知民情所困,先生明察人心所向,他們之間有著真誠的默契。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政學合一”又一次登臺表演:一個舉起刀,實施鐵腕治理;一個拿起了筆,制造輿論氛圍。陽明先生火眼金睛,洞悉南太守的一舉一動,他要揭示事實真相,主持社會公道,剖析人心奧秘,表達民情所向,于是慨然寫下《浚河記》(《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三):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筑,水道淤溢。蓄泄既亡,旱澇仍頻。商旅日爭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人之收獲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也,昔揭以曳兮,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之彌月也,微南侯兮,吾其魚鱉矣。我輸我獲矣,我游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陽明用簡潔的筆調,客觀記述了南侯(太守)浚河治越的功績。他以兩首歌謠為證據,一謗一頌,對比人們截然不同的評價;又兩次點明主旨,即“未聞以佚(安樂)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明確顯示了天道、公理與人心。眾所周知,先生這是在為功德立傳,為民心樹碑,為歷史作證!此碑記刻成后,被老百姓豎立在府河邊,成為紹興城的一道風景。可嘆的是,此碑同稽山書院一樣,早已不復存在了。
  據《越中雜識》記載:郡守南大吉“鋤奸興利,政尚嚴猛,善任人事,不避嫌怨。每臨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洞開重門,令眾見之,人咸以為神人不可犯。屬吏有被誣者,必為洗雪;郡有大盜,素為郡要所庇,悉置之法。有學士侵吞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剖歸其主;郡河、運河為勢家侵占者,治其罪而復之。”他的政績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不僅“民之謗者亦漸消沮”,且“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越地風氣乃為之劇變,南大吉因此而受到當地士人的廣泛認可,老百姓稱他為“嚴父”、“慈母”,“真吾師也”。以至他“入覲”之時,人們用種種方法,甚至通過王陽明來試圖挽留他。
  在紹興龍山東側、城市廣場西邊,有一座千年歷史的“寶珠橋”,原名是叫“火珠橋”。據《嘉泰會稽志》“:火珠橋,在火珠山下。”《山陰縣志》曰“:本名火珠橋,嘉靖時郡守南大吉名寶珠,知府湯紹恩重修,改今名。”原來在臥龍山東側,有一座小小的火珠山,臥龍山與火珠山恰如“臥龍戲珠”之態,火珠橋架在府河上就成為紐帶。南大吉關切世風民情,以為上有“火”下有“水”是大不吉利的。古訓所謂“民猶水也”,若因“水火不容”,豈不將導致“官逼民反”的亂局?南太守想起了孟子的話“: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下》)“民本”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官與民要同憂同樂。南大吉捫心自問“:吾以民為寶,豈不善哉?”于是太守下令將“火”改為“寶”,從此“寶珠橋”的名稱沿用至今。如此,南大吉將“火珠橋”改為“寶珠橋”,實在是順應民心世情的妙筆也。
  南大吉敢于觸動豪強利益,故遭之報復,騰謗遍及京師,終招致獲罪而罷免。同時,朝廷權貴惴惴不安,唯恐心學成為異端邪說而泛濫,因此紹興府亦受到黜責。當南太守卸任告別之際,紹興士民垂涕揖別,真若失去父母一般。王陽明在《送南元善入覲序》中說“: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蔽數十年矣……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茍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王陽明全集卷二十二》)于此,南大吉慨然致書先生,曰“吾惟以不得聞道為恨”,竟然沒有一語說到自己得失榮辱之間。王陽明閱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師生重情重義的赤子之心,真是天日可昭!

明德為官之《親民堂記》

  師生一體,傳道為政,身體力行“致良知”的典范,從而改觀風氣。
  南大吉一次路過陽明居處進而問政,先生為南大吉點撥:為政的根本在于“親民”,而所以“親民”則在于“明明德”;明德與親民是統一的,“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而“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于是王陽明寫了《親民堂記》一文(參見《王陽明全集》卷七):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亙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天下平。”曰:“然則鳥在其為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于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于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于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于天下。故止至善之于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于方圓也,尺度之于長短也,權衡之于輕重也。方圓而不止于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于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后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簡易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于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為之記。

  南大吉豁然明白了王學簡易之理,理解了“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旨,于是乃喟然嘆道:“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簡易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南大吉于是在“親民堂”自勵勤勉,并以“親民”為畢生職責,成為紹興歷史上的著名清吏。南大吉在為政之任上,能時時反省自己,頗有“自誨之真”。正因為此,南大吉才不為功名利祿所動,不為貧賤憂戚所移,能把貧賤、憂戚、得喪等置之度外,“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南大吉在思想上曾宗程朱,在接受陽明心學之后,即反省程朱格物窮理支離之學,而對陽明心學漸有所悟。南大吉與王陽明的交往雖只有三年,但是相知頗為深摯。
  陽明先生倡導“良知”之學,南大吉身同感受,師生經常在一起談心。以下一段《傳習錄》中記載,稱“南太守三悟致良知”:一日,大吉詢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先生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乎?”于是笑謝而去。居數日,大吉復自數過加密,對先生曰“:與其有過后悔改,曷若預言使不犯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又過數日,大吉復自數過益密,追問先生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腳,此正入圣之機也,勉之!”大吉謝別而去。太守三番省悟,豁然開朗,他贊嘆“: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于是賦《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后竊橫渠芳。愿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王陽明對南大吉的思想影響極其深刻,從一定意義上說,改變了大吉的學術門徑:一是“以致良知為宗旨”。南大吉對王陽明的思想深有所悟,且“自信之篤”。故此,黃宗羲《明儒學案》將他列入“北方王門學案”。二是“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工夫”。南大吉在為政之任上,能時時反省自己,頗有“自誨之真”。同時,陽明亦通過大吉有“自悔之真”而證明“良知”人人本具,只要“鏡明”已開,則良知自現。南大吉才不為功名利祿所動,不為貧賤憂戚所移,能把貧賤、憂戚、得喪等置之度外,其心“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三是“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南大吉說:“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以言乎性則中矣,以言乎情則和矣,以言乎萬物則備矣,由圣人至于途人一也。”(《傳習錄序》)在南大吉看來,天地之間,有大道存焉;人與物雖皆由道而生,而惟人得其秀;人皆有其性與情,以“中和”為最佳境界。顯然,使人心與大道為一,這就是“視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的天人合一境界。

功德垂世之《傳習錄》

  嘉靖三年十月,南大吉以門人的身份,將陽明先生的講學著作《傳習錄》續刻于紹興,分上下兩冊。上冊即《初刻傳習錄》,即由薛侃首刻于虔之書,凡三卷,亦即今本《傳習錄》之上卷。下冊為王陽明論學的書信八篇,并附“示弟立志說”和“訓蒙大意”。南大吉所續刻即今本《傳習錄》之中卷,他在序言中指出“: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吉也從游宮墻之下,其于是《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之篤而竊見夫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無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南大吉此項續刻工作,是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因當時朝廷貶抑王學,為了“以身明道”,他頂著極大壓力,校訂并續刻該書,頗有功于王學。錢德洪《題記》稱“: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而絕有纖芥憤郁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大吉對陽明的《傳習錄》推尊有加,對其文嘗“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并對其良知之說“自信之篤”。認為《傳習錄》所闡發的“道”,“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無朝
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傳習錄序》)
  南大吉以門人的身份將陽明先生的講學著作集編為《傳習錄》,其命名出自《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并由原三卷增至五卷,一直流傳于后世。平心而論,陽明先生的講學規模與深度已經超過了當年的孔子,歷史為他的晚年抹上了濃墨重彩。錢穆先生把《傳習錄》歸為七本“中國人所必讀的書”之一。
  《傳習錄》的核心論題即是道德教育問題。王陽明主張因材施教,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求知識才能的多少高低,而只求每個人的人心“純乎天理”,在道德人格上追求最高的理想目標即“大人”。“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他所闡述的德育思想,主要是討論“本體”與“工夫”的問題,這里的“本體”即道德本體,它包括道德本源、道德認識和道德本質性的一些因素,也就是所謂“知行合一的本體”。所謂“工夫”也就是道德修養的方法與過程。
  王陽明是一個杰出的教育家,他有一套嚴格的師道與學理,曰“: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道尊嚴,教乃可施。嚴師唯何?莊嚴自持,外內合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厘。源之不潔,厥流孔而。勿忽其細,慎獨謹微;勿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余知新,患在好為。凡我師士,宜鑒于茲。”(《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八)
  除了強調“師道尊嚴”,陽明先生還提倡了三個重要的方法:一是“學貴自得”,需要得之于心;二是“循序漸進”,必須日積月累;三是“知行合一”,善于潛移默化。正是,嚴師出高徒,他的弟子皆能身體力行。
  陽明先生有不少出色的越中弟子,《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賢圖贊》中曰“:陽明高弟,首推王、錢;聞道最早,信道尤堅;引導后進,有開必先;患難相從,心喪三年;有功絕學,綿此宗傳。雖曰錢為正學,而王近入禪;要皆孔門之顏曾,與曰仁而散焉。”
  徐愛是王陽明最早的入室弟子,也是先生的妹夫,始終跟隨先生身邊,不幸英年早逝。《傳習錄序》中記載了他的話“: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余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
  王畿號龍溪先生,一生致力于“王學”的傳播,成為王陽明的忠實傳人。他曾追述先生的深切體會“: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龍溪先生全集》)這也是所有弟子的共同心聲啊!
  錢德洪一直念念不忘恩師,他說“: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之沒也,吾何以生為哉?”(《刻文錄敘說》)這種真摯的師生情誼,實在是感天動地的。
  楊亨是紹興知事楊誠庵的仲子,父親為官清廉,也是陽明先生的門生,兒子為學淵博,成為表率,兩代人可謂相得益彰。自南太守辟稽山書院后,自己不僅親臨教誨,而且組織官員接受講學,故陽明先生的門人越來越多,其影響也越來越大,學風既盛,官風亦正,兩者恰是相輔相成的。
  王陽明喜歡在碧霞池上的天泉橋思考問題,《傳習錄》記載了王陽明的“四句教”,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四句教作為王陽明晚年對德育過程及修養論的概括與總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它成為陽明學派的立教“宗旨”,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王陽明有《碧霞池夜坐》詩為證“: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當弟子錢德洪與王畿兩人在天泉橋問先生,王陽明解釋說,他的教法本來有兩種“:四無說”一悟本體,即是功夫,是為上根人立教,但世間上根人不易得,若輕易用此教法,恐只養成一個虛寂;“四有說”則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這類人有習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為善去惡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說”,則上根人兼修中下,自無流弊。這次談話,歷史上被稱為“天泉證道”。聽了陽明先生的講解,錢德洪和王畿都有所省悟。
  正是:稽山鏡水相映照,師生情緣日月長。王陽明與南大吉的名字,在越州大地上廣為傳頌,其“政學合一”的思想與實踐已經成為一份寶貴的遺產,至今依然在啟迪著人們。誠然,王陽明是於越民族的驕傲,得天獨厚的紹興人就是傳承陽明文化的生力軍,我們的面前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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