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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時的中日圍棋對抗賽

  唐宣宗大中二年,日本國王子來朝,與棋待詔顧師言進行了一場對抗賽。對此,正史的記載不過寥寥數語,野史的記載卻十分翔實、逼真,到底兩者孰真孰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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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師言迎戰日本國王子

  中世紀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光榮時代。后人一提起那個時代,就會想起恢宏超邁的長安城,仿佛歷千年而不倒,遼遠的疆域,跨過了中國人西進的極域——帕米爾和蔥嶺,詩人輩出,吟唱著燦若云霞的詩歌,以及奄有四海,廣土眾民,包羅萬物,散發著勃勃的生機和熱力。可以說,東土的大唐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開明、強盛、富庶的超級大國,吸引萬國前來長安朝賀。而盛唐的開創者唐太宗,他的文治武功令四夷賓服,更被尊為“天可汗”,這是之前的帝王從未享受過的榮光。后人經常提起的漢唐故事,表示漢唐的制度后人應該遵循;漢唐氣象,昭示著中國人對世界的強大自信和無所不容。而那時,西方文明的代表——歐洲,尚生活在神學統治的蒙昧之下。近鄰的日本,也放下了憂懼、疑慮和不安分,十三次派遣“遣唐使”,到中土來全面學習、復制唐朝的文化、制度、宮室、衣冠等等。

  在這樣的盛世的背景下,中日之間迎來了第一次有文字記載的圍棋交流。據《舊唐書》卷十八下·本紀第十八下:

  唐宣宗大中二年三月己酉,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侍詔顧師言與之對手。

  日本王子對戰中土第一,棋待詔顧師言,名為棋藝交流,實為國際對抗,勝敗自然關乎大國的顏面,對局的安排、鋪張恐也非普通場面可比。可惜《舊唐書》寥寥數語,只及時間、地點、人物,一語未及對局過程和勝負結果,實在太過簡略(不過,這的確符合歷代太史公紀事的風格)。從中我們大概只能確認,在某時某地某日,顧師言確曾與日本國王子對弈一事屬實。

皇帝矚目的比賽

  那么這一場重大的國際比賽,勝負結果到底如何?作為正史的《舊唐書》不記載,我們只好求之于野史。

  幸好,唐末出了一位進士,蘇鶚,善記奇聞異事,他的書中便涉及到了上述史實。我們不妨參證之。這里簡單介紹下作者蘇先生,他的生卒年不詳,字德祥,京兆武功(今屬陜西)人。自幼好學,長而忘倦,尤喜聞前代故實。自咸通間舉進士,十上而未獲登第,于乾符三年(876)撰成《杜陽雜編》。至光啟二年(886)始登進士第。其后事跡又不詳。《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演義》一○卷、《杜陽雜編》三卷。《全唐文》卷八一三收其文一篇。

  《杜陽雜編》分為三卷,以作者家居武功杜陽川而得名,記載了唐代宗廣德元年(763)至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凡十朝間異物雜事,多為傳聞之事。但其中亦涉及史實,如宦官魚朝恩、仇士良擅權跋扈,懿宗朝迎佛骨時舉國如狂等,也為史家矚目之大事。此集文辭華美,頗為后世推崇。《四庫全書總目》評其“鋪陳縟艷,詞賦恒所取材,固小說家之以文釆勝者。”《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均著錄三卷。

  該書中對顧師言迎戰日本王子有著詳細的描繪。可是,這種如在目前的細、體貼入微的細,反而令人對它的真產生了懷疑,仿佛這是加入了民間傳說或作者個人美好想象的劇本。

  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棋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汘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回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愿見第一。”對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與正史相印證,可見日本王子進貢的“方物”是寶器音樂。為了撫近懷遠,唐宣宗設百戲、珍饌以為回報和獎勵,這在唐朝,自有它的朝貢體系,是為禮。關于棋具,蘇鶚記載得非常詳細,日本王子拿出了楸玉局和冷暖玉棋子兩樣寶貝,作為此次比賽的用具。關于這兩樣器物的來歷不凡,日本王子也“不厭其煩”作了介紹。推測用意,也許有炫耀、抗禮的意味。在這種情勢下,唐宣宗出于大國的顏面和民族自豪感,派出了第一高手顧師言與之對抗,以期必勝。對局進行至三十三手,棋局膠著,顧氏并未占得上風。在皇帝目光注視下的顧師言非常緊張,手指出汗,他集中精力,終于下出了鎮神頭的好手。此子一落,日本王子已知不敵。于是,他回身問鴻臚寺(管理、接待外賓的部門)的官員,顧師言的水平在大唐排行第幾,想尋一個臺階下。不料鴻臚寺善對,把顧師言從第一降到第三,趁勢羞了王子一把,大振國威士氣。日本王子氣餒認輸,唉聲嘆氣。顧師言終不辱使命,揚名域外。

  文章接著說,“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棋譜不比文字,不是一個易于抄寫和流傳的物件,到唐末時,還有人家(所謂好事者)保存有鎮神頭的棋譜,可見這件事在當時的影響之大。既然影響這么大,細節、情節和版本的增多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可在今天,我們已見不到這三十三手“鎮神頭”的棋譜,有人便用王積薪“一子解雙征”的棋局來附會。但王積薪的棋譜是四十三著,反而使得顧氏的三十三手鎮神頭的事跡變得近乎傳說了。

  那么,蘇鶚的這段記載,聲情如此并茂,真實性到底如何呢?應當說,相對于歷史真實,他的記錄或是有幾分夸大的。如日本王子介紹楸玉局和冷暖玉棋子的那一段話,記載得是清清楚楚,但像這樣專業的解說,怎么能一傳十、十傳百之后還能高度保真呢?另外,對于這樣一件揚我國威的美事,傳與說之間,人們會忍不住添油加醋,以示自己的博聞廣記,這也是人之常情,導致這件事傳到最后,成了神乎其神的一個傳說。所以,文字記載高于歷史真實,應是可以確定的。

王子真身

  從盛唐氣象跳出來,轉換思路,能否從日本王子為誰來推斷事跡真偽呢?這件事情發生在唐代晚期,宣宗大中二年。唐宣宗時對應日本的文德“天皇”時代,曾有日本史學家否認那段時間有王子來華之事。然而,日本學者固然可以認為《杜陽雜編》是小說家言,不足征信,但我們也有史實可靠的著作,如五代孫光憲的《北夢瑣言》和北宋王欽若等編寫的《冊府元龜》,均對此事有近似的記載,只是沒有深入到“鎮神頭”這一具體的技術層面而已。

  看來,關于這個故事是否可靠,需要一個新的解釋。日本史學家渡部義通曾在日本《棋道》雜志上對此事有簡單的解釋:“日本王子可能是高岳親王(平成皇帝之子)。高岳親王于仁明朝承和二年(835年)隨十三次遣唐使入唐,于陽城朝元慶四年(880年)歸國途中歿。前后在唐共四十五年,而大中年間他當然在唐。”可見,挑戰大唐圍棋第一人的日本國王子,很有可能便是此人。

  但如此也有疑問,以這位王子在華居留時間之長(非初來乍到),必定對中國的棋壇有相當了解,以他那樣高的棋藝,不當對顧師言的棋藝在中國排行第幾以及棋界的情況茫然無知。也就是說,雖然找到了當事人,但這位當事人,未見得便真是當年顧師言的敵手。如此,蘇鶚記載中的日本王子究竟是誰,依然無法定論。這位王子既然難覓其真身,指望日本記載中有相對應、印證的文字,自是奢望了。

  對于“鎮神頭”一說,明王世貞在其《弈問》中曾有探討:

  問:“顧師言三十三著而勝神頭王,信乎?”曰:“一說日本王也,弈至三十三著而決勝,可謂‘通神’者也,其猶在‘坐照’上乎?師言于品不登第一,而考之古史,未有神頭國,而日本王由來不入朝,將無好事者為此勢以附會其說乎?未對必也。”

  從上文看,在明朝中期,顧師言三十三著取勝,時隔六百年,衍生出一個“神頭王”的版本。這個神頭王,王世貞考之古史,未有發現,令人很有些無厘頭的感覺。王世貞明確提到日本王,又說日本王由來不入朝,以此否認有顧師言三十三手之事。不知道王世貞筆下的日本國王子,如何變成了日本王?《舊唐書》明明白白地寫著,疑哉。

  唐宣宗年代,還舉辦過御前“爭霸賽”,其中一次是以宮中所藏“蓋金花碗”為獎品,顧師言與閻景實兩人爭奪。此局閻實景執白先行,最終顧師言以“一路”取勝,奪得錦標。兩人間對局的棋譜,被李逸民收入《忘憂清樂集》,名為“金花碗圖”,流傳至今。

刊于《國學周刊》第41期第B9版(201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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