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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青霞館弈選續編》成書時間辨疑

  《寄青霞館弈選》和《寄青霞館弈選續編》兩部叢譜,是清末棋譜編印家王存善的大著,共收入清代對局848 局,黃龍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擬譜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局,被公推為集清代棋手對局大成的代表作。然而,兩書的成書時間俱在光緒丁酉年。一年之中趕出兩部卷帙浩繁的叢譜,到底有無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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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編跋文

《寄青霞館弈選》及《續編》成書始末

  關于王存善,對圍棋古譜稍有涉獵的讀者應當不會陌生,知道他是晚清叢譜《寄青霞館弈選》和《寄青霞館弈選續編》的作者。然而,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王存善除了雅好圍棋、并輯錄圍棋書譜之外,他的正式身分是清朝的官員,并被盛宣懷保舉至道員(正四品),具備了知州領郡的資格;而且他出身于一個“世有藏書”的書香門第,頗有家學淵源。

  據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詞典》1989 版,王存善字子展,今浙江杭州人。早年隨父至廣東,光緒中署知南海,官虎門同知,并管理廣州稅局。與梁鼎芬、楊銳等關系密切。1900 年遷居上海,因善于理財而受盛宣懷賞識,主持招商局并擔任漢冶公司董事,擢保道員。其家世有藏書。1911 年編有《知悔齋存書總目》。辛亥革命后,又出巨資購得眾多流散的圖書,殿本、明本、抄校本數百種。1914 年又編《知悔齋檢書續目》,藏書共達20 余萬卷。古本精槧亦多,如宋刻明印本《圣宋文集》、盧文弨(音超)校本《寶劍叢編》、錢泰吉校本《蘇子美集》,均為鎮庫書。他亦喜校書,主要有《南朝史精語》、《輯雅堂詩話》等。辛亥革命前后,藏書有所流散。子王克敏,字叔魯,于1917 年繼承藏書,并購新書益多。惜王克敏無心經營,投靠汪精衛,任偽要職。1927 年后,藏書一部分被北伐軍充公;在杭州所藏,撥交給浙江省立圖書館,達432箱,50,615冊。

  已故圍棋文史家趙之云曾經撰文,稱王存善早年探訪過海寧施定庵的故居,訪問周圍高年鄰里,并看見施宅尚保存棋譜十六冊,其中對子、受子紀錄不下千局。后來,由于多年時局動蕩不定(鴉片戰爭及后來的太平天國運動,兩江之地屢遭摧殘),當王存善再次到海寧查訪時,發現所有棋譜已蕩然無存。這一重大損失令他扼腕不已,深深感到妥善保存資料的重要意義,這可能是促使他有志于編印棋譜的原因之一。

  光緒二十三年(1895 年),王存善在廣東刻印了《寄青霞館弈選》正編八冊,計五百三十余局,這在當時已是收集相當全面的棋譜。此后,鮑鼎又支援王存善一批資料,使他有條件繼續刻成《寄青霞館弈選續編》八冊。全書共采摭清代棋譜四十余種,合計清代對局848 局,黃龍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擬譜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 局,并附有譚其文所撰“弈選諸家小傳”。被當時公認為是集清代棋手對局大成的代表作。《寄青霞館弈選》及《續編》印數多,刻板精致,流傳較廣,它的出版,使古代圍棋愛好者開擴了眼界。直到今天,《寄青霞館弈選》及《續編》仍是全面了解清代圍棋的重要書籍之一。

兩書俱成于光緒丁酉間的可能性分析

  王存善在正編刻印之際,寫了一篇序言,交代了編印棋譜的緣起,該文作于“光緒乙未正月”。乙未年是1895 年,光緒二十一年。待到正編基本刻成,校者譚其文寫了一篇跋文,談到了成書之后的感想,該跋作于“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八月”。

  以上兩個時間,都跟正編成書的時點有所關聯。因為兩個時間有先有后,間隔兩年零七個月,依常理來看,并且考慮到古代刻印書籍相當費工費時,正編的成書當為跋文款識的“丁酉八月”。反過來說,如果以王序的“乙未正月”為成書時間,則書后跋文中出現的“丁酉八月”,顯然就難以解釋了。當然,正編成書的時間略后于丁酉八月,也是很有可能的。

  正編之后,王存善又有雕刻《續編》的大動作。在籌備后者的過程中,他收到了鮑鼎支援他的一批材料。這個事件在鮑鼎的《蝸簃遺札》中有明確的記載。

  《續編》第一冊刻有牌記,十分清楚,曰“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刻于廣州”。后來的研究者大都以這個時間為《續編》的刻印時間。這固然是一種習慣性做法,無可厚非,然而,具體到這部叢書中,這個時間卻是很成疑問的。原因就在于,正編成于丁酉年八月,《續編》也成于丁酉年,由于兩者有先有后,則兩部叢書最大的時間間隔,也不過區區四個月。因為八月之后,再過四個月,就不再是丁酉年了。兩套大部頭,其成書時間竟然如此接近,實在有些匪夷所思。這樣短的時間,即便另起爐灶,招募來新的工匠,也很難在數月之間,便將《續編》的刻印工序全部完成。更何況,《續編》的篇幅與正編相同,都是八卷冊。收錄的棋局雖然比正編略少,但也接近五百局。在那時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下,要想一蹴而就,難度是顯而易見的。

  說到這里,不能不談一談古代的雕版工藝。雕版,就是在木質的板材上,用刻刀雕出圖案,以備刷印。這個工序極其精細,也極其耗時。何況一張棋譜,手數往往有二百手左右。每個黑白子中,除去四個座子是事先擺放,上面沒有手數外,其余的都要在中間刻上手數。手數從一而逾二百不等,都要在小小的棋子內予以體現。這個難度,又遠大于純文字的雕刻。是以一部八卷冊的棋譜,決不能依靠短時間、高強度的趕工來突擊完成。

  雕刻圍棋譜的極其精細,不僅使雕版的難度加大,也帶來了一個副產品,這就是增大了出錯的概率。而且古人習慣于用一張譜來表示一盤棋,黑白子非常密集,使得難度進一步加大了。那么,出了錯,古人會怎么辦呢?校對。于是,正編完成雕版后,又有南豐譚其文、無錫徐文淵為之校對。校對的精細與否,往往決定了一部書的精良程度。在校對之后,發現了錯誤,要想辦法修正。即在原來的板上,剜去謬誤的地方,用木補足,再行雕刻。在保證了板的正確無誤的情況下,才可能大規模刷印。校對,是關乎書譜品質的一個如此精細的工序,顯然也要耗費相當時間。

  那么,古代雕版印刷一整套工序下來,要耗用多少時間呢?從正編的兩個時間節點上,我們可以推知一二。自序時間——光緒乙未正月,應是王存善起意雕刻正編的時間,或是正編的各項準備——如雕版工人、刷印團隊,負責校對的人選——皆已就緒,即行開雕的時間。譚其文負責校對。在改正了謬誤,確定了板的無誤之后,譚其文回顧以前種種辛勞,寫作了正編的跋文,表示雕印工作的完成。這一時間可確認為書成的時間。前后兩個時間點相差乙未年十一個月,丙申年十二個月,丁酉年八個月,總計三十一個月份,時間跨度兩年有半。

  兩年半的時間,制成一部八卷冊、近千頁的叢書,應當是比較合理的。由于正編與續編的篇幅、卷帙相差不多,如果以正編的人手來繼續《續編》的雕印,則所用時間應當不會相差太多。考慮到第一次從事棋譜刻印,雕印團隊有適應、協作的調整時間,而第二次從事類似的工作,刻版工人等生產經驗的增加,會帶來整個工期的縮短,則《續編》所耗用的全部時間,不必同于正編,但也不應少于一年半載。這樣來看,《續編》的牌記“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刻于廣州”,其時間點的解釋就不外乎以下幾種可能:一,二十三年是《續編》第一冊開雕的時間,全部成書,則要等到一年甚至兩年之后。這樣設定,比較容易解釋得通。

  二,二十三年是完工時間,則刻成《續編》的團隊,必不能是雕印正編的同批人馬,而是王存善另起爐灶,在二十三年之前,也即正編還在雕印工序之時便已開雕。

  從王存善的財力上講,不是沒有同時開雕這個可能。然而,這會帶來一個校對的難題。兩部書收錄的都是棋譜,如何保證正編的棋譜,不會重復收入到《續編》之中?更何況,在兩部書之間,王存善還收到過鮑鼎的一批資料,用來充實《續編》的內容。這個時間差也是需要注意的。

  因此,筆者更傾向于第一種可能,即《續編》的成書時間是牌記所題“光緒二十三年”的后一年或兩年。

  《寄青霞館弈選》正續編的刻印時間,揭示了古籍整理時要普遍面臨的一個難題,即如何確定一部古書確切的成書時間。如果沒有其他資料的佐證,僅從書的本身來確認,如書的用紙、裝幀特點,序文以及跋文的時間,包括牌記等等,能不能靠得住呢?正編幸而標注了序跋的確切時間,而且兩個時點不一致,從事理上固然比較容易推斷成書時間,但畢竟是后人的推斷,事實是不是如此,今天難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另外,初刻和復刻的書,在內文方面是一模一樣的。此時,如果復刻者不作特別的說明,那么除了頁面清晰與否的判斷標準,是否還有別的依據來判定成書時間先后呢?想要得出恰如其分、有理有據的結論,應當說,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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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編》牌記

刊于《國學周刊》第54期第9版(201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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